文学批评家——刘 勰

莒志办

    刘勰(４６７－５３８)，字彦和，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人。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
刘勰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汉城阳王后裔。城阳王都莒二百余年，传九世十王，其子孙先后封侯者计五十四人。王莽篡权后，刘章后裔皆削爵，至晋永嘉时期五胡乱华，刘章后裔随琅琊王举家渡江南迁，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祖上的士宦情况，今查到史料的有六世祖刘抚为彭城内史，五世祖刘爽为山阴令，四世祖刘仲道为余姚令，祖灵真，史料未记官职，其父刘尚为越骑校尉。刘勰从祖父刘秀之为宋司空。刘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僚世家。
    刘勰出身世代官宦人家，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曾产生过前程似锦的幻想，以至于“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但好景不长，由于父亲在宋元徽二年(４７４年)的建康平叛战役中牺牲，而使刘勰早孤家贫。家庭的不幸变故，并没有使刘勰意志消沉，而是“笃志好学”，勤于读书，立志“扌离 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在贫苦中求学，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母亲也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因积劳成疾去世了，刘勰为母亲守丧三年后，已逾时俗的婚龄，以至于终身未婚。永明八年(４９０年)，齐武帝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随才受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罪”。这使处于苦闷中的刘勰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抱着被举荐的欲望，离开家乡，奔走于建康城内的亲友故旧之间。但茫茫人海，谁会举荐一个孤儿呢？
    此时定林寺僧侣与皇室关系密切，刘勰认为定林寺是个可去的地方，退可以有一个读书吃饭的地方，还可以避役；进可以有机会见到政要，或许遇到伯乐。于是去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十余年。十余年的寺院生活，并没有使刘勰成为一名佛徒，只是在寺院作为帮工，助祐校经。
    时僧祐已是著名的佛教律师，不仅来往于皇室，而且也出没于名山寺院，生平所得布施，皆投入定林寺和建初寺两寺的基本建设上，所得经书、卷轴皆藏于定林寺，定林寺为当时全国两大藏经处之一，僧祐把整理经藏的任务交由刘勰担当，实际成了定林寺佛教古籍整理的执行主编。由于刘勰博通经论，因而定林寺经藏均由刘勰区别部类，录而叙之，整理而成。据研究，今传世的佛典目录《出三藏记集》虽署名僧祐撰，实出于刘勰手笔。
    刘勰因学问高深，又能写一手好文章，受到京师朝野士人和名僧的器重。于是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刘勰制文。齐永明十年(４９２年)，定林寺高僧超辩圆寂，由刘勰为其撰写碑文。齐明帝建武元年(４９４年)定林寺高僧僧柔圆寂，沙门僧祐为之立碑，碑文亦由刘勰撰写。
    由于刘勰自幼深受其儒家思想的影响，强烈的仕途欲望使他身居佛门，心系仕宦，成名成家的思想使他不能安于现状。他认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也就是说，要么从政当官，恩及于百姓，要么著书立说，以垂后世。在充分估量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之后，认为只有著书立说是可以做到的。他想到为经书作注，以阐释圣人的旨趣，但又想到马融和郑玄在注经方已做的相当出色，自己纵有深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但是，文章对于安邦治国却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切政务要靠它来实施；君臣之业，要靠它来发扬光大。但是时下之文风淫糜，文章体制逐渐败坏。有些作家只注意追求辞藻华丽而忽视文章内容，以至于“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为了纠正这种不正文风，遂遵“尼父陈训”，“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刘勰充分利用助祐校经的一切业余时间，费时约四、五年于梁天监元年春夏期间写成一部“论古今文体”的千古奇书——《文心雕龙》。书成之后，虽曾在文人间传开，但并未为时流所重，然而刘勰却深知其书的学术价值。于是决计取定于文坛领袖沈约。由于沈约贵盛，刘勰无由自达。于是便背上他的书扮作货郎，等候在沈约常来往的路上。当沈约车辆到来之时，他上前献书，沈约便命仆人取来试读。沈约被文章打动，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随时研读。
    由于沈约对刘勰文才的褒扬，不久刘勰被任命为奉朝请。奉朝请一职，既无实权，又无属员，只是奉朝会请召而已。但这却是刘勰走向仕宦的第一步。
    天监三年(５０４年)，临川王萧宏为中军将军，遂引刘勰为记室。离开定林寺，开始了仕宦生涯。天监七年十一月，刘勰奉敕人定林寺与僧曼等三十人一起抄经，到八年(５０９年)四月抄毕，凡八十八卷。此时中军临川王萧宏已为司空，车骑将军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遂调刘勰为车骑仓曹参军。天监九年(５１０年)，刘勰出为太末县令，三年届满，吏部考评，“政有清绩”。遂调入仁威将军南康王府为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天监十五年(５１６年)，由僧祐主持的剡县石城寺弥勒佛石像工程峻工，请刘勰前往撰写了《梁建安王造石城寺石像碑铭。
    自从梁武帝于天监三年(５０４年)舍道事佛以后，佛教成为国教，道教受到打击，佛道斗争日趋激烈。于天监十六年，武帝下诏宗庙祭祀改用蔬果，敕太医不得以生灵为药，并敕天下道观、道士皆还俗。刘勰抓住机遇上表建议二效农社祭祀应如七庙同改。武帝诏付尚书省讨论，得以通过，照刘勰建议行事。同时，刘勰也于本年撰写了《天惑论》一文，反驳道士对于佛教的攻击。一系列的护佛工作，取得了梁武帝的欢心，于是迁步兵校尉，兼通事舍人如故。天监十七年(５１８年)，僧祐法师在建初寺圆寂，葬于开善路西定林寺之旧墓地，弟子正度立碑，刘勰制碑文。天监十八年?穴５１９年?雪，刘勰免步兵校尉职，有敕与沙门慧震入定林寺撰经。普通三年(５２２年)梁武帝下诏，要求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对民间疾苦上报朝廷。
    在这一政治气氛下，刘勰抓紧完成了他的政论之作《刘子》一书。刘勰与慧震在定林寺自天监十八年(５１９年)至梁大同三年止，共撰经约七千五百余卷。待完成撰经任务，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看眼下形影相吊，瞻念前程，一切皆为梦幻，一股悲凉和愤恨涌上心头，出家为僧的念头占了上风，于是先燔发自誓，遂上书皇帝付命并启求出家，武帝应允，赐法名慧地。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出家后，末期而卒。但也有人认为并未去世，而是潜回了故乡莒县，并创立了浮来山定林寺。
    据《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有文集行于世，但在《隋书》中就已不见记载了，现在能找到的刘勰著作有《文心雕龙》、《刘子新论》(或称《刘子》)、《灭惑论》、《梁建安王造石城寺石像碑铭》。其余几篇碑文只见存目，不见文字。
    刘勰作为一位思想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思想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从修身养性，还是治国安邦都有独到的见解，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法学、军事学、人才学、社会管理学等诸多方面。
    在哲学方面，尽管《梁书·刘勰传》中说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但他的世界观基本是唯物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乾》《坤》两位，独制《文言》”。“太极”一词，出自《易·系辞上》，一般指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状态。阮籍在《通老论》里说：“《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道”是什么？何晏《无名论》说：“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这里的“太极”、“道”和“自然”是一个意思，因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也就是人文原于自然。这说明刘勰的世界观既不是客观唯心主义，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而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刘勰的著作中还处处充满了辩证法。《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这就是说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刘子·隋时》篇说：“夫停灯于缸，先焰非后焰，而明者不能见；藏山于泽今形非作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则时时灭，山则时时移矣”。《刘子·诫盈》篇说：“四时之序，节满则谢，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阳极则降，阴极则升，日中则昃，月盈而亏，此天下之常道也。势积则损，财聚则散，年盛则衰，乐极还悲，此人之恒情也。”这些都说明，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停地运行变化之中，而且都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活动，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循道，不能违抗。
    民本主义的清明政治思想是刘勰政治思想的主要成份。《刘子·爱民》中说“天生万民则立之君，君则民之天也。天养万物以治阴阳为本，君之化民，以政教为务”“善为政治，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同时主张行政者要立法，做到“赏平罚当”，实行法治。
荐贤举能，均任适才的人才思想是刘勰政治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总之，刘勰主张建立一个丰衣足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怀自励的社会。
    在社会经济上，刘勰主张以农为本。指出：“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源也。”并主张国家要有一定的储蓄，以备荒年应急之用。
    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是主张文章要“衔毕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反对“诡奇”、“淫糜”等为争一句之奇而穷思力索，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以往的学者多谈刘勰的文学思想，忽视刘勰在军事方面的成就。一部《文心雕龙》的字里行间，无不以兵学思想贯穿于中。晚年著作的《刘子》一书，设专章谈兵论武。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谋略，这在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中是少见的。
    在《梁书·刘勰传》中，虽然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但从他现有佛学著作看，多言他人所已言，未见有什么创新。
    刘勰作为一位中世纪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例如，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主张形神一体，形在神在，形死神灭。在《灭惑论》中却主张通过佛法练神的一系列步骤，可以使神脱离形体而长在。《刘子》一书中又专设《命相》篇，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命中安排，是“鬼神不能移改，而圣智不能回也”。表现了一定的缩命思想。但瑕不掩玉，如同王充在《论衡》中虽有《骨相》篇，而不影响其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地位一样，刘勰思想中虽有其复杂性和自相矛盾处，也不失为中世纪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刘勰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历代王朝，对刘勰的著作一再刻印，刘勰的言论一再被引用。一部《文心雕龙》传到世界各地，今已译成日文、英文、意大利文、捷克文、韩文传往世界各国自从一九八三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以来，对刘勰研究由自发研究走向了有组织的自觉研究，先后在中国大陆、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多次举行《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仅发表的论文每年以一百余篇的速度发展着，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Ｏ七年起至二ＯＯ一年止，已公开发表论文三千余篇，出版专著二百余部，文心雕龙学已成为世界显学。有许多学者因研究文心雕龙学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刘勰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其治国安邦学说被唐太宗编人《帝范》，被武则天编人《臣规》中。一千多年来，《刘子》一书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精神食粮，从政当官的良师益友。
    为了纪念刘勰这位中世纪的杰出思想家，在他的祖籍莒县有他的大型立身石雕像，莒县城内的一条东西大街被命为“文心路”。在山东省设有刘勰文学评论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在刘勰的出生地江苏省镇江市建有″文苑″，以纪念其不朽之业绩，镇江市图书馆设立了《文心雕龙》研究资料中心。刘勰正在从学者的书斋走向人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熟悉。

                                                                   选自《刘勰志·概述》

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吕母

李建义

    吕母(——公元１８年)，女，琅琊海曲(今日照)人，是一个财产俱丰的富户。她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领袖。
    西汉末年，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榨农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被迫流离失所，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王莽掌权后，“托古改制”，朝令夕改，增加捐税和徭役，更加造成社会经济的大混乱，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
    吕母的独生儿子吕育任县游徽，掌一方巡察缉捕。王莽新朝天凤元年(公元１４年)，因没按县宰的吩咐去惩罚那些交纳不起捐税的百姓，被县宰杀了。这事激起民众的愤怒。失去儿子的吕母更是悲愤万分，决意暗中联络勇士，代子报仇。为此，她把数百万家产拿出来，开酒店，买刀剑，救济贫穷的百姓。有些青年来买酒，手头没钱，吕母便经常赊给他们，如果有困难，吕母就借衣服、粮食给他们。贫苦农民于心不忍，便成帮结队到吕母面前，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大家帮助。吕母说：“既然你们闲不住，就把奎山脚下的那条小河沟开挖一下吧！记住，要把挖的土堆积到一块儿！”人们听了吕母的话，拿锨扛镢，抬筐运土，把河道挖深加宽了。他们把河挖的泥堆到一块，筑成了一个大土台，叫崮子，这就是后来吕母起义的点将台。旁边的小河也叫做崮河了。
    没有几年，吕母的家产用尽了。这些受惠的贫穷农民，中秋佳节相聚议论，凑起钱财衣物要偿还吕母。吕母不收，哭诉道：“多次救助你们，并非为了求利发财。只为县宰不公道，枉杀我儿性命。我想报仇雪恨！诸位壮士，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吗？”本来就被王莽的残暴统治激怒的农民，更加火上浇油，异口同声地答应，坚决跟官府拼个死活，为她的儿子报仇雪恨。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吕母很快拉起一支数百人的起义队伍。起义军在崮河两岸，大海之上，神出鬼没地打击官兵，抗捐抗税。有时则避人海岛，四处招兵，扩大实力。当时，连年发生水、旱、蝗灾，再加上捐税沉重，大量农民破产。一些流亡的农民纷纷前来参加起义军。不久，既有数千之众。
  经过三年准备，天凤四年(公元１７年)，吕母登上奎山西麓的土台祭天，自称“将军”，点兵遣将，亲率勇士三千，浩浩荡荡地杀奔海曲城。经过一场激战，起义军一举攻破海曲城，活捉了县宰。县里的一些官吏跪在地上向吕母连连叩头，为县宰请求饶命。吕母义正词严地斥责道：“我儿不该处死，却被县宰冤杀。杀人者当死，罪有应得！你们何必替他求情呢？”起义军立即将县宰当众问斩，并拿他的首级到吕育坟前祭奠。为此，吕母声名大振。消息传到琅琊郡后，郡太守发兵海曲县，镇压起义军。在大兵压境之际，吕母沉着指挥起义军。部分乘船顺崮河南撤，部分沿着崮河两岸步行撤离。然后，他们一起到海岛上聚居。当时，王莽“托古改制”失败，正加重剥削，穷兵黩武。附近的贫苦农民不堪其苦，纷纷前来投奔吕母。一年之内，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他们在海岛上开荒种地，下海捕鱼，省吃俭用，艰苦度日。这支队伍，陆上海上，飘忽不定，只要时机有利，就上岸攻打官兵，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官僚的统治。
    吕母起义的英勇斗争，引起了王莽的极大不安。王莽看派兵镇压不成，便派出“使者”，劝说起义军投降，企图瓦解这支农民起义军队伍，但没有见效。
  吕母起义，点燃了反抗王莽反动统治的火炬。天凤五年(公元１８年)，吕母病故。同年，琅琊人樊崇在莒县境内率众起义。吕母的部卒重返陆地，其主要部分参加了樊崇领导的赤眉军。其余部分，分别投奔到青犊和铜马等农民起义军。
    现在，日照境内奎山西麓的崮河崖上，吕母起义的点将台犹存，后来称作吕母崮，成为中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纪念地。

明代状元焦竑与日照

□ 夏 勇

    为搜集整理明代状元焦竑的资料，笔者到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地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汇集于此，以飨读者。
    焦竑(１５４０－１６２０年)，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祖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万历１７年(１５８９年)会试北京，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等职。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明代晚期著名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

著作家焦竑

    焦竑一生执著于学问的探求，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他的著述卷目，笔者搜集到八十部九百余卷。可划分为三大类：自撰类、评点类、编纂类。
    自撰类。包括：《澹园集》四十九卷、《澹园续集》二十七卷、《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焦氏笔乘正集》六卷、《焦氏笔乘续集》八卷、《笔乘别集》六卷、《支谈》三卷、《俗书勘误》三卷、《养正图解》二卷、《墨苑序》一卷、《隐符经解》一卷、《逊国忠节录》四卷、《易荃》六卷、《熙朝名臣实录》二十七卷、《焦弱侯问答》一卷、《焦氏藏书目》二卷、《京学志》八卷、《金陵雅游编》一卷、《东宫讲义》不分卷、《金陵旧事》十卷。
   评点类。主要包括：《春秋左传钞》十四卷、《九子全书评林正书》十四卷、续集十卷、卷首一卷、《新铸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二十卷、《苏长公二妙集》二十二卷、《禹贡解》、《法华经精解评林》二卷、《园觉经精解评林》三卷、《老子翼》三卷、考翼一卷、《老子元翼》二卷、《新锲翰林标律判学详释》二卷、《楞严经精解评林》卷、《楞枷经精解评林》卷、《东坡志林》五卷、《谢东乐集》卷、《增纂评注文章规范正编续编》七卷、《道德经元翼》二卷、《庄子翼》八卷，附录一卷、《荀子品汇解评》二卷、《墨子品汇解评》一卷、《绝句衍义》四卷、《庄子品汇解评》卷、《列子品汇解评》卷、《注释列子》一卷、《注释老子》一卷、《注释庄子》五卷、《苏老泉文集》十三卷、《太上老子道德经注解评林》四卷、《老子读注评林》四卷。
   编纂类。主要包括：《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南华经余事杂录》二卷、《玉堂丛语》八卷、《历科廷试状元策》十一卷、《四书直解指南》二十七卷、《明四先生文范》四卷、《词林历官表》三卷、《皇明人物考》六卷、《明世说》、《杨升庵集》一百卷、《能文必要》四卷、《小学图注》九卷、《雨苏经解》、《释道精解》十六卷、《新锓翰林校正鳌头合并古今家诗学会海大成》十八卷、《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零六卷、《中原文献》二十四卷、《汉魏诸名家集二十二种》一百三十一卷、《考工记解》二卷、《闽忠传志》一卷、《庄子阙误》一卷、《焦氏类林》八卷、《石室秘传》十卷、《战国策玉冰壶》八卷、《两汉粹宝评林》三卷、《通鉴纪事本末前编》十二卷、《张子湖集》八卷附录一卷、《坡仙集》十六卷、《五言律细》与《七言律细》各一卷、《明文珠玑》十卷等。
    焦竑的传世著作主要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济南、南京、上海等图书馆及台湾、香港，海外日本、韩国等地。并被翻译日、韩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藏书家焦竑

    焦竑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明史·文苑·焦竑传》载：“(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中国藏书家考略》载：“(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
    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１９９４年前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双层木结构建筑，它就是南京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建筑——澹园藏书楼。藏书楼建筑面积达３５０平方米。在南京，民间俗称为“焦状元楼”。
    焦竑幼年、成年家境并不富裕，使焦竑自幼形成了嗜书、集书、抄书及后来条件改善后刻板印书的习惯。集腋成裘，使他成为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有“北李南焦”之说(李指齐东李开先，山东章丘人，明代戏曲家)。
    焦竑的藏书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焦竑曾为自己丰富的藏书，编辑了一部两卷本的《焦氏藏书目》。
    焦竑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五车楼”，把书房命名为“欣赏斋”——焦竑对收藏到的每一部书，几乎都经过了亲自校勘，并盖有“澹园焦氏珍藏”、“子子孙孙永保”、“弱侯读书记”等印章。
    他将读书札记和论文，汇集成为了二十卷本的《焦氏笔乘》，成为焦竑考据与焦竑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他的藏书曾经代表着明代南京地区私家藏书的最高水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对于焦竑的藏书，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焦竑的切入点。
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焦竑》中写道：“委宛羽陵方蔑如，广寒清暑殿中储。校竑但惜无臣向，《七略》于今未有书。”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在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的书香》里，对《焦竑的澹园藏书》给予了专门介绍。
    ２０００年底，由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主编、出版的３卷本《中国藏书楼》，给予了系统介绍。
    焦竑的藏书，在他谢世后，其出路为当时文人所关注。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写到“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一方面，焦氏后人万不得已，还不想卖掉先祖焦竑珍惜了一辈子的书，所以惜售不零卖；另一方面，黄宗羲拿不出“二千金”那么多钱来整状求购，后来虽托人求购，但至“余归而不果”。
    在焦竑辞世二十多年后，在晚明的兵火动乱中，焦竑的藏书，最终还是散失了；“焦状元楼”也在１９９４年春的南京同仁大厦工程中不幸被拆毁。这让国内外众多有识之士人扼腕叹息！开始从诸多方面寻找、抢救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民革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南京大学著名教授徐雁，一直十分关注焦竑及其遗产遗存的保护工作，并为之奔走呼号。并叮咛笔者，作为一个文史工作者，要参与到包括焦竑在内的日照文物遗存的保护工作中来。

思想家焦竑

    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有无与高低，取决于两个方面：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在曲折中生生不息、向前发展，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个世界发展的奇迹。其奥秘核心在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兼蓄包容”性，犹如滚滚东流的长江，不断容纳百川，奔腾向前。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打破思想桎梏；在兼蓄包容中，不断积蓄能量，发展壮大。
    焦竑，他承接与发展了晚明“泰州学派”的思想革新运动，打破了程子朱子“理学”死守教条，把圣人看成不可企及的“圣人思想至上”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焦竑提出：“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刍狗”，是古人扎制的用以祭祀的泥、木偶。祭祀时，作为神圣之物，祭祀完，则弃之不用。焦竑认为，古人的学说，作用如同刍狗，那是在当时需要下杜撰出来的，随着事过境迁，而后人将这些无用之物当作宝贝，只能蔽固自己的聪明……
    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它所倡导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为圣人”，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维护大众利益(“百姓日用是道”说)；尊重、重视人的价值，人人平等(“格物说”)……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无不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他的呐喊，为人们的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走向了那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顶峰！
被海内外学术界称为“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江苏省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推出。
    焦竑以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与同一时代的海瑞、黄宗羲及其后的顾炎武、蒲松龄等人当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文史哲诸领域的贡献

    焦竑一生博览群书，涉猎广泛。除著作等身、藏书两楼外，在史学、金石文字学、考据学、文献目录学、印刷出版、哲学、佛教等诸多领域里颇有建树，赢得了他在这诸多领域里的历史地位。
最突出的应是史籍文献学研究。对焦竑的历史文献研究成果，后人评说：“焦公是明代中国文献学第一大高手，博学淹贯，稀有能及”(《新语丝》１９９５年，第１６期)。
对古籍藏书的分类整理，又使他成为了一位目录学家。
    考据学方面，他将考证研究书籍中发现的错误，汇编成了《俗书勘误》一书。
    在印刷方面。他一生以“致用”为目标，广泛搜辑抄撰存世书刊，成为了明代著名的古籍出版家；他在为皇长子做老师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将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年少时奋发图强的故事，插入绘画，编写了文图并茂、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课外读物——《养正图解》。备受当代印刷界、出版界推崇。
    南京大学著名学者、民革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徐雁教授评价焦竑：“他是我国明代后期著名的学者，在理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文献考据学等领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树，从而在中国思想学术历史上自成一家。”（《明代南京学术人物传》）。

徐光启的恩师

    在今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光启公园内，有一座气势恢弘、庄严肃穆的墓区建筑群——它就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著名科学家、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之墓。
上海《徐汇区志·徐光启传》载：
“(徐光启)３６岁应顺天府(今北京)试，主考官是名儒焦竑，从落卷中发现他的才识，认为是‘名世大儒’，拔置第一。”
    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焦竑受皇帝之命，为国选拔人才，任会试副主考官。
他在落选卷中得到了徐光启卷，“(焦竑)阅而奇之，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毅然决然将已名落孙山的徐光启拔至第一名。
    徐光启后来的成就，证明了焦竑的眼光与胆识。徐光启后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毕生致力于研究天文、历法、水利、测量、数学、农学等自然科学与技术，成为学贯中西、富于远见卓识的明代科学家、政治家。他一生著译达六十余种，主要有《崇祯历书》、《测量法义》、《勾股义》、《九章算法》、《徐氏庖言》等；总结中国历代农业生产经验，编撰了《农政全书》，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徐光启终生不忘焦竑的知遇之恩，终生尊焦竑为恩师。这在徐光启后半生及后人的著作中、徐氏宗谱中，多次记载了这一旧事。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的后代人才辈出。其第十三代孙是位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她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

治学思想——焦竑与李贽及西学

    研究焦竑，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那就是与焦竑同一时代的李贽。
    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号卓吾，泉州晋江(福建)人。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官至姚安知府。一生有著作几十部，最重要的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 
    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李贽与焦竑，首次会见意大利人、天主教传教士、学者利玛窦。
焦竑与李贽开始接触西方思想——西学。
    焦竑在为著名学者管志道(号东溟，江苏太仓人)所作的《管东溟墓志》中写到：“冀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收摄二氏(以孔孟儒学为本吸纳佛学、道学)(见焦竑《澹园集》续集卷十四)。
    焦竑表达了他做学问的宗旨及治学成果——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思想，又尝试用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思想为基础，来收摄各种学说。
    共同的志向、思想，使李贽与焦竑成为终生挚友。

中外学者论焦竑

    焦竑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的“巨儒宿学，北面人宗”崇高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能够从史学家、其师生、朋友乃至中外学者的评价中，可窥一斑，并得到了相互印证：
    ——明末思想家、著名学者黄宗羲评价焦竑：“先生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州(明王世贞)所不如也。”(《明儒学案》卷三十五)。
    ——明末著名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在其《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中说：“吾师澹园先生，以道德经术表标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其著述“无不视为冠冕舟航。”
    ——好友、进士顾起元在焦竑的墓志铭中写道：“先生之宦绩在金马玉堂，先生之道阶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业在名山大河，先生之风致在九州四海，先生之遗思在稷丘槐市。”
    ——明代户部尚书耿定向(焦竑恩师)之弟、兵部右侍郎耿定力在《焦太史澹园集序》中说：由于焦竑“识弥高，养弥邃，综万方之略，究六艺之归。”“海内人士得其片言，莫不叹以为难得。”
    ——明书法家、进士、江西布政司参议、好友黄汝亨在《祭焦弱侯先生文》中说：四方学者、士人无不以得见弱侯为荣，所谓“天下人无问识不识，被先生容接，如登龙门。而官留都者自六官以下，有大议大疑，无不俯躬而奉教焉。”
    ——意大利人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年?雪在回忆焦竑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穴按：指焦竑曾中状元?雪，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这个人素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中国三教领袖的声誉。他在教中威信很高。”(《利玛窦中国札记》３５８－３５９页)。
    焦竑成为了晚明程朱之孔孟与佛、老(子)二氏、西方学术兼容并蓄之集大成者。
    焦竑，是一位站在了晚明思想——能够“与时俱进”的晚明思想的一个顶峰上的人。

朱元璋为焦竑高祖赐名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烈火燃烧到齐鲁大地。焦竑高祖焦朔，走出日照县观兰乡花崖里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参加了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队，跟随大军南征北战。他作战英勇，在追随大将军徐达的北伐战争中，与元军大战于白沟河(今河北境内)，明军大胜，焦朔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被编入朱元璋的亲军，屯守京畿南京，并被授予世袭旗手卫副千户的军职。从此落户江南。
    在军队，焦朔克服文化基础低的困难，勤奋向学，钻研兵书，被到军队里巡视的朱元璋发现。
  朱元璋询问了焦朔的姓名、祖籍、家庭及战功等情况，随后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吧。”
焦朔就有了明太祖赐与他的新名字：焦庸。
    “庸”，有功勋的意思，既有酬赏、铭记军功的意思，又有不惰好学、继立战功的鼓励。
这对于一个中下级禁卫军军官来说，确实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也是焦氏家族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荣光之事。
    明代著作家周晖，在《续金陵琐事》记载：“太祖与亲近大臣改名，固为异典。御奉天门，召旗手卫焦朔，赐名为庸，此更是异典之异也。今旗手卫皇册首载此事。(焦朔)即太史澹园先生之始祖”。
    正因为焦竑高祖原籍日照，祖父辈占籍南京，焦竑称呼自己的乡贯时，又有自己的另外一个名字“琅琊焦竑”。

情系桑梓

   万历１７年(１５８９年)春天，是明神宗己丑科的会考之年。焦竑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应考。殿试下来，他被万历皇帝御笔钦点为第一甲第一名，成为明开科２５２年来的第７２位状元。同榜士子还有陶望龄、祝世禄(文学家、书法家)、马经纶(御史)、董其昌(书法家)、冯从吾(工部尚书)等，皆一代名士。
    喜讯传来，家乡金陵上元县、祖籍山东日照县，因为本地出了这么一位新科状元，都感到莫大的光荣。依照旧例，府县分别拨出专款来为他建立纪念牌坊。
    时江南与山东地区都在闹灾荒，灾民流离失所。焦竑得到两地准备各要给自己建造牌坊的消息后，即刻带信给两地县令，加以劝阻，并建议将建造牌坊之款转用作救灾之费，救济当地灾民。
焦竑在信中写道：
    “前两得手书，具感垂念。周公建仿事，虽托张簿辞之，还烦吾丈一行，盖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仆虽不肖，然不能益于乡人，亦岂敢累乡人乎？此不敢当一也；地方旱荒之余，有一金可活一人，乃以此不赀，费之无用，此不敢当二也；古人不朽，自有所在，仆能勉强树立，异日或能彰一时相成之美，敢徒以建造顿烦民力，此不敢当三也。幸以此离言之，纵工作已兴，必求罢免为望。”(见焦竑《澹园集》卷十三)
    焦竑坚辞了两地的状元坊。
    面对家乡官员上奏朝廷的赈灾奏折，和主管衙门拖延敷衍，焦竑力向司农官员陈情，终于为桑梓争取了５０００两银子的款项。
    对故乡日照，他在《与日照宗人书》中，袒露了眷恋家乡，和千山万水阻隔，不能尽孝的歉疚(见康熙十一年《日照县志》第９７页、《日照市志》第８１４页)。
    在焦竑的请求下，故乡日照县将状元坊银一部分转用作救灾，另一部分，为焦竑修缮了祖林，建设了护林花墙，购置了祭田，除供岁祀外，周济同族贫困兄弟。

古寺 古树 故乡行

    在大花崖村东南，隔河相望，原有一座花岩寺。
    据传，花岩寺为唐代所建造，距今约有１３８０年的历史。
    古寺院中，现存一棵同为唐代所植的古银杏树。古树现胸径２．１５米、枝下高６米，树冠２２米×２８米。在日照的现存古树名录中，按树龄、胸径，其为名列莒县浮来山定林寺中银杏树之后的第二大古银杏树。
    面对现状，笔者已经无法想象这座古寺庙的模样，只能从四百多年前焦竑留给我们的诗作及其史料，去寻找那个古寺的影子了。 
    明万历１７年(１５８９年)，焦竑中状元后，便在北京担任翰林院修撰。
    明万历１８年(１５９０年)，焦竑的“试用期”满，被获准省亲。
    他在从北京到南京的路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回故乡日照省亲，告祭先祖?穴上喜坟?雪。
    当他久住他乡，踏上故乡的土地，面对大花崖村，认祖归宗回来的状元郎焦竑激动不已。
    他走在故乡的土地上，徜徉在花岩寺下，唐杏树下，挥毫填写了一首五言律诗——《花岩寺》：
“一上花岩寺，回瞻紫气遥。”
    焦竑回头看到的，是他先祖们世代生养的土地，和他们永远长眠的地方。
    一幅三国周郎意气风发、潇洒倜傥又踌躇满志的饱学新科状元郎形象，和在家乡母亲怀里对故土无限眷恋之情，跃然纸上。正如他在《与日照宗人书》中所说，他把自己取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先世祖宗之积德，父母之教督，还归功于家乡的好风水……
    面对家乡群山环绕、山花簇拥、山青水秀的优美的自然环境，这位新科状元抒发了对家乡日照由衷的热爱！
    他在《花岩寺》中续写道：幽深临绝壑，突兀碍层宵……。

焦竑对日照文化的贡献

    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日照县由知县杜一岸主持，创修了日照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日照县志》。
    四百多年来，日照历遭兵燹，这首部县志至今还没有下落，但所幸焦竑为这部县志所作的序言，在清“康乾盛世”中所修撰的康熙版及光绪版的《日照县志》中保存了下来。
焦竑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
    焦竑考中状元后，与家乡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在物质上力所能及帮助家乡外，对家乡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清代《日照县志》在《乡贤·焦竑》篇中记载：
    “公笃维桑，遥遥花崖里族党亲，问讯不绝，邑士员笈从游者，甚众。安公重、李公蕃执经最久，用登甲第，得公甄陶之力居多云，余详儒林。”(见康熙版《日照县志》第３９页)
    明代，日照县共有含焦竑在内的进士９人。其中有焦竑的学生２人：安重，今两城镇安家岭人，为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年)进士；李蕃，今后村镇后马庄人，为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进士。
    在《日照县志》中，保存了焦竑的两篇关于记载、论述日照教育发展的文章。
    一篇是《日照县重修庙学记》。他对日照县儒学的发展，尤其晚明日照县的发展情况作了全面记载，并描绘了大力兴办日照教育，推动日照文化事业发展的前景。他期望有一天，“余还故乡”，看到日照文化繁荣发展的景象。 
    另一篇是《日照县修尊经阁记》。写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是焦竑晚年应日照的另两位学生申劝、牟国华的请求而作。他赞扬了明代李文星、陈如锦等开明知县领导日照人民，通过修尊经阁、伦明堂等教育设施，兴办教育、教化民众、抵御倭寇等政绩，记载了日照文化发展的脉络，同时也高屋建瓴指出了日照文化发展的浮躁与陋习之处。
    焦竑的《新修火神庙记》，写于万历３６年(１６０８年)，它一方面记载了这一年日照火灾严重，损失惨重的史实。另一方面，颂扬了莫逆好友、仁人申公修庙、筑路，救民于水火的一系列善举。字里行间，充满对善事善举社会风尚的颂扬与倡导。由于明代《日照县志》的散佚，它成为人们了解明代风土人情、气候、价值取向等不可多得的一篇史料。

国民党元老丁惟汾

丁履清

丁氏家世
　

    丁惟汾，字鼎丞、鼎臣。生于１８７４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官庄村人。在日照丁氏中，属老四支长房长支之四，世居涛雒街。在其十世祖丁炳绅（曾祖）因家族分居徙至官庄，经数代繁衍，官庄即成了以丁姓为主的村落。丁惟汾家的堂号是东留余堂。
    他的父亲丁以此，号竹筠，是清末秀才。因家庭不宽余，无力举业，仅以教私塾收入维持家计。丁惟汾的父亲，一生仕途无望，对清廷的腐败深为不满，对西洋渐进的民主思想极为崇尚，对儿孙辈每每灌输民主共和的主张。据其孙丁基实（丁君羊）记忆，幼年读书的书房门上，贴着他祖父拟的“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读幼孙”的对联。在菜园门上，也贴有“闲时铲平专制草”内容的门对。丁以此对儿子惟汾早年从事同盟会活动一直是赞助的。受父亲的影响，丁惟汾凡事身体力行。丁惟汾的侄子丁履侗（天鹤），大姐家的外甥薄守德（字子明），小妹家的外甥郑培南都在年纪很轻时为民主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丁惟汾亲兄弟姐妹５人，兄弟二人，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堂兄弟１４人，他行七。堂姐妹１４人。幼时，他随父念私塾，闲时协助家庭从事农业劳动。
    丁惟汾有一子五女。儿子丁履全留学德国学土木建筑，后随父去了台湾，１９９５年去世，他的孙子丁原，孙女都迁居美国。大女儿、二女儿抗战前去世。三女儿、四女儿分别侨居美国、巴西，都过世了。五女儿丁玉隽就职于清华大学，是著名爱国人士，原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先生的儿媳妇。丁玉隽的闰女婿是我国当代著名数学家、中国数学研究院院长杨乐同志。丁惟汾的孙子、孙女、外甥这一辈，大多侨居国外学有所成。

丁氏与同盟会
　

    １９０３年，丁惟汾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律专业。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０日，革命先驱孙中山流亡日本，借东京赤坂区松町三番黑龙江会址邀约各省留日革命学生集会，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丁惟汾等代表山东留日学生，出席了筹备会。同年８月２０日，孙中山先生又借东京赤板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１７省的留日学生１００多人，正式举行入盟仪式。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中，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丁惟汾曾咬指写血书，以激励诸生行动。他从此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这年冬，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迫害中国革命党人，山东同盟会主盟人徐境心等人返国内开展革命活动，丁惟汾继续留在日本，接任山东同盟会主盟人，同时负责对国内山东省革命同志的通讯联络工作。
    在日本东京，他与蒋衍升（字洗凡、博山人）创办了《晨钟》周刊，大力宣传同盟会的主张，蒋负责编辑丁负责发行，并向国内寄递。一年多的时间，在留日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４００余人，其中山东籍留日学生就有五、六十人。同盟会成立的消息传到国内，促进了山东革命力量的发展。
  １９０７年，丁惟汾留日回国，就职于山东法政学堂，在这里他又发展了不少的同盟会员，其中，王乐平（西楼子村人，原属诸城，现属五莲）就是由丁惟汾介绍的法政学生。那时，山东各地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吸纳了不少的同盟会员，或建立了同盟会支部。日照的许衍灼（前崮子人）、薄子明、丁履侗、李凤鸣（王家滩人）等都加入同盟会。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告独立，脱离清廷。山东也积极策动独立，丁惟汾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他以政法学堂为活动基地，联络同志，聚集力量。同盟会在学界、工商界、官僚士绅和新军的中下级军官中也开展了活动，联合各方力量，密谋举事。

丁氏与二次革命
　

    １９１５年袁氏称帝。１９１６年护国战争爆发。云南护国军司令蔡锷首先发动起义。山东的讨袁斗争也相继兴起。山东的讨袁斗争首先在青岛秘密策划。因宋教仁被谋杀，丁惟汾的行动为袁氏注意，他在山东身不由已，不便直接走上前台，而是支持其外甥薄子明的行动，派族弟丁惟枞秘密传递信息。
    在倒袁斗争中，日照“五天”：即薄天飞、丁天鹤、李天座、梁天起、姚天转。薄天飞就是丁惟的外甥薄守德，字子明，薄家口人，１８９３年生，同盟会员。１９１５年，沪都陈其美经孙中山同意，委任子明为山东革命军岱南司令官。１９１６年春，孙中山委任居正为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委任子明为第一支队司令。这年５月，吴大洲、薄子明攻打周村，宣布独立，与云南蔡锷遥相呼应，改称山东护国军，成立临时军政府。吴大洲为都督，薄子明为总司令，向全国发出讨袁檄文，这些讨袁文告义正词严，对全国讨袁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吴、薄军占领周村后，积极配合护国军其他部攻下济南。
    由于袁氏称帝，逆历史潮流而动，各省讨袁军兴，形势改观，山东军民云聚响应。薄子明、尹锡五两股力量很快发展到各一万余人。薄的势力遍及淄川、博山、章丘等五县地盘，与潍县居正部遥相呼应。当时丁惟汾虽居家务农，未亲履军旅，但薄子明全部的军事机密，尽在丁惟汾掌中。对此后人多不知情，只是从形式上看历史的变迁。实际薄子明为丁氏的外甥，吴、薄树起独立旗帜，是前辈党人丁惟汾支持的。
    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重开国会。丁惟汾与居正共同协商，将中华革命军与山东护国军改编。山东讨袁战事，至此结束。

丁氏与共产党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积极支持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也希望借合作改组国民党以图振作，对此，丁惟汾竭力拥护支持。此时，他在上海领导了一个半公开的国民党党部，兼山东支部长，曾有“独撑上海”的赞语。期间，丁惟汾同陈独秀等组成九人委员会全权起草国民党改进案，制订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亲自发表，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关键一步。
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与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北杏村人，原属莒县，现属诸城）志同道合，关系极为密切。二人曾一起到苏联伊尔库次克等地访问。回国后，向丁讲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纲领策略，并认为中国革命非组织工农民众，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可。丁惟汾听了回报，更加坚定了支持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信心。他当时写信给堂弟丁惟溪，叫堂弟把在家经营的“汇昌银行”停止营业，并告诫他说：“这种营业是剥削农民的，不符合当今的历史潮流”。在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下，丁还在上海法租界办了一个进步刊物《北方周刊》，向北方各省秘密发行，鼓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惟汾是到会的１９８位代表之一，并被孙中山指名负责审查新党纲。共产党员也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次会议改造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丁惟汾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青年部长，并继续负责北方党务。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这期间，丁惟汾同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王尽美等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合作。在黄埔军校，丁与周恩来共事过一段时间。同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丁惟汾同共产党人分头展开了策反工作，直接影响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
    山东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６名代表中，日照占了３名：丁惟汾、王乐平和共产党员王尽美。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５名代表中，除邓恩铭（共产党员）外，日照占４名：丁惟汾、王乐平、范予遂（范家车村人，原属诸城，现属五莲）、丁君羊（共产党员）。１９２５年７月，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选举的９名执行委员中，有丁君羊、邓恩名两名共产党员当选。在５名候补委员中有王辩、王用章（后判变）两名共产党员当选。这都是在丁惟汾的指导下商定的。
    丁惟汾在北方执行部期间，与李大钊密切合作，担负起北方国民党的组建工作。１９２７年以前，国民党在北方的力量有长足的发展。路友于（诸城人）曾被派往山西组建了山西省党部。郑培明（后村镇李家洼人）被派往河南，组建了河南省党部。仅山东一省就发展了２０００多名国民党员。丁惟汾、李大钊对此有很大建树，深为北方党人所敬重。后来流传着“蒋家天下丁家党，陈家一门三部长”，指的就是这段历史史实。
    抗战期间，国共二次合作，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延安方面曾希望丁惟汾去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丁惟汾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当时丁惟汾欣然接受，决定赴任。将介石也愿意将一苦差事让丁去担当。但由于蒋介石要出钱出粮，又碍军令不统一，妨碍他反共磨擦而取消此议，丁终未成行。后来蒋介石又让他去当河南省主席，丁坚决不干，也只好作罢。
    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在周恩来、吴玉章的陪同下，到重庆“林园”与这位当年共过事的老朋友做过礼节性的拜访。

丁氏与国民党
　

    丁惟汾是国民党元老，一直抓党务工作。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建立了中国反帝大同盟，组织创建了北方各省的省党部，在北方革命党人中有很高的威望。这一点，蒋介石是十分清楚的。蒋介石为了笼络北方党人，就不得不拉丁惟汾以充门面。丁对元老派中的汪精卫、胡汉民本有反感，与汪、胡合作，从个人感情上实不可能。丁惟汾虽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但毕竟不懂马列主义，他的追求目标与政治理想与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也很难完全一致。因此在中国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很难用几话可以概括，最后总是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在国民党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他曾一度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还任过训练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监察院副院长等职。长期担任国府委员之职，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以蒋介石为首的江浙财阀，看中的是他这块党国元老的招牌，借以笼络人心。表面以“七哥”相称，实际上并不听他的话。丁也曾幕后支持过当时驱蒋下台的风潮。蒋对丁存有戒心。丁查觉后，于１９２８年离开了南京，常住上海同孚里路大中里，关门谢客，当起了寓公，拒绝出席国民党常务委员会。陈果夫曾假惺惺地多次登门劝驾，要他回南京复职；蒋介石也亲自来过一趟，表示“慰勉”。但丁没有受其笼络，后去青岛躲了一段时间。丁惟汾对蒋介石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有时躲得远远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便被蒋介石免职，代之以蒋介石的心腹ＣＣ派二陈——果夫、立夫。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国是日非，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丁惟汾洞观形势，表现异常镇静，他料知既有中共插手，断不至于不可收拾。后来看到张学良被无端扣押，便决心退出政界，回乡养老。１９３７年四、五月间，即从南京携眷返回日照官庄老家。但在家住了不到两三个月，“七·七”事变爆发，无奈他又携眷在税警团的护送下，乘车到新浦，转陇海线经徐州重返南京，以后又随南京政府辗转到了重庆。
    抗战期间，他虽有国民党中央常委、国府委员的重要职衔，还挂着一个抚恤委员的招牌，但并不掌权，只是在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府委员的会议上，与冯玉祥将军等配合讲几句难关痛痒为民请命的话，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仅是党国元老的一种摆设。
    １９４９年，他以７６岁老迈晚年，在一帮想借党国元老庇荫做官的年青的国民党右派裹胁下去了台湾。临走时曾对在身边的侄媳妇于培真说：“我要不是身体不好，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２日，因脑溢血而病逝，终年８１岁。

丁氏为人
　

    丁惟汾的家境并不宽裕。父亲兄弟五人，分家时只分得薄田数亩，同时分得债务数百吊。如将土地变卖，尚难抵债。因此，他自幼过惯了比较贫寒的生活，养成了他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也由于他经常处于拮据的生活中，这对他后来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精神意志的锻炼关系是很大的。在与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从未妥协过。丁惟汾虽身居高官，但在百姓眼中却是平凡的一介平民。他的性格平和、朴实、不苟言谈，有点木讷，据涛雒官庄百姓回忆，１９１３年，为避袁氏迫害，他回乡隐居务农，干起农活，还真不外行。放牛、锄地、种菜、浇尿，样样都干。腰上还别了一支短烟袋。当时，有一位革命党人是个画家叫阿大，曾到乡下来看他，给他画了一幅国画，题名为“丁鼎丞放牛图”。夏天的晚上，他经常拿着一件蓑衣和兄弟爷们一起围到场院中心乘凉聊天。他说起话来有个口头禅：“这个这个……”，乡亲就倍觉得亲切，在当面或背后都亲切地称他为“七老汉”。当时他也谈一些孙中山、同盟会、袁世凯等国家的大事情，乡亲们听了虽然不是很懂，但也觉得十分新鲜。有时，也坐上两轮的大木车，到日照城、安家岭、韩家村等地走亲访友。
    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月薪高达２０００元法币，但自己仍吸低劣的大联珠牌香烟，穿的是老布中式衣服，着普通布鞋，生活也极简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时虽有国民党中央常委、国府委员的重要职衔，还挂着个抚恤委员会主任的招牌，管钱管粮，本可贪污中饱，但在这一点上，与国民党其他显要相比，真是天渊之别，从不沾一分一文。在重庆只是租赁了农民三间简陋的房屋住着，一端还是猪圈。后来孔祥熙觉得有失蒋介石的脸面，建议丁惟汾搬迁。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时前去拜访的“林园”。
    丁惟汾从１９０３年去日本留学参加创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到１９５４年病逝，先后从政５０多年，早年追随孙中山，和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的左右臂。他一生坎坷，清政廉洁，死后身无长物。他病逝后，遗孀秦老夫人只得靠微薄的抚恤金度日。

丁氏治学
　

    丁惟汾，别号诂雅堂主，人称诂雅先生。他是近代著名文学音韵学家，著有《诂雅堂丛著》６种５０万字。其中齐鲁书社于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出版了《俚语证古》、《毛诗韵律》、《方言音释》３种，对研究古音韵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有未出版的笔记体载的著作７部，计１００余万字。另外他在《读烈竽小识摘录》中，痛斥了２１个山东籍的贰臣，成为他自始至终追随孙中山，始终坚持三民主义的思想根源。
    丁惟汾幼承家学，跟父亲读私塾，他聪而颖敏，记忆特好，能过目成诵，任举一字即知何部读何音，脱口而出。他不长于诗词，对《左传》、《史记》等，在父亲的指导下，有过较深的涉猎。对文字，音韵也是继承祖业的第一人。这为他后来的治学卓有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青年时代，他也曾参加过县学考试，是个廪生。
    值得记一笔的是，他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主编了一部《山东革命党史稿》，并成为一套丛书。１９５８年在台湾出版，于右任先生写的序。日照安斗南（两城镇安家岭人）等参加了编纂。此书保留了从同盟会到北伐时期的主要史料，弥足珍贵，对研究这段历史有较大参考作用。
   （本文根据丁基实谈话、文章和一些采访记录，参考有关史料，由丁履清整理，陈刚、盛华亭参与修改整理。）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

王苏灵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一个重大科学发现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更是振撼着整个物理学界，特别是高能物理学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班底－－纽约长岛市国立布洛克海文实验所的闭路电视向全世界播送：这个实验所经过１０年的努力，已经发现了新的粒子。这个新粒子被命名为“Ｊ粒子”。这一发现者和实验班底的主持人，是美籍华人丁肇中博士。因为这一发现，瑞典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授予他“诺贝尔物理学奖金。”消息飞山越海，穿渡重洋，到达了中国，更来到了名人的故乡——山东省黄海之滨的侨乡日照县。
　

一、丁氏家世及丁肇中的父母
    

    丁肇中的祖籍故里是日照城南３８华里的涛雒镇。涛雒，这个具有９００年历史的古镇，丁氏家族自明初从外地迁来，后成这里的名门望族之一。在这个曾盛极一时的商业大镇，丁氏祖宅取号为“仲德堂”，商号是“同生”。丁氏祖上近支，曾连出进士、举人。丁肇中的祖父丁履巽（字绎言）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３７岁去世，终生末入仕途。其祖母郑氏带着大小六个孩子——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及观海的一兄四姐妹，在那艰难岁月中一步步向前熬度着。
　　丁观海自幼聪明，勤奋好学，也是家中的孝子之一。他在家中念完小学，又在县内受过短期的中等教育；最后去济南、青岛等地求学，在外地度过了中学和大学生活的清苦岁月。
　　在外地求学期间，丁观海认识了本省海阳县的女大学生王隽英。王隽英的父亲王以成当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不幸牺牲。王隽英的母亲是个有志气、有修养的女性。她含悲忍痛，带着女儿入学念书；后来又当了教员，亲手把王隽英培养成人。王隽英懂事后，知道父亲生前与同盟会元老丁惟汾关系至密，自己又被丁收为义女，因此，一直视丁惟汾为亲人，上学期间常到丁家。当时，丁惟汾正住北京，与李大钊一道，担负北方国民党的组建工作。丁惟汾的家眷则住在济南市按察司街。因丁观海是丁惟汾（涛雒镇官庄人）的同乡同族之孙，在济南常到丁惟汾家中，这便与王隽英相识。后来，双方产生了爱情。面对当时国家贫穷落后和遭受列强欺凌的现状，他俩决定努力争取大学毕业后官费留学，以期到国外学得更多知识，回来报效祖国。
　　１９３４年，他俩大学毕业。王隽英由于丁惟汾帮助，实现了官费留学美国的愿望，而丁观海则是宿愿难遂。郑氏——这位为儿子前途向来不惜代价的母亲，便求助族人卖掉一处房子，给儿子凑够自费留学的资金。又多亏丁惟汾协助办理，丁观海终于在是年夏季去了美国的密执安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翌年初春，公费赴美研究教育心理学的王隽英，也到达密执安。不久，这对恋人在安阿伯举行了婚礼。在密大，他俩勤奋相伴，甘苦共尝，终于熬过几个寒暑，结束预期的求学生涯，取得硕士学位。
　　此时，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日益强烈地冲击着他们。他们是中国人，实在思念并惦记着正处在危难中的祖国。日寇点燃的侵华战火，正疯狂扩延。此刻，世界上所有眼睛，几乎都倾注着亚洲时局的变幻。他们是多么想插翅飞过太平洋，看看祖国到底是怎样了。然而，王隽英已近分娩，这怎能安全地与丈夫一起回国呢？丁观海顾虑重重，犹豫未决。最后，他还是在爱人的催促和朋友们的友好表示下，怀着不安而沉重的心情，毅然别离了密大，取道加拿大西海岸，在温哥华搭上了到中国的轮船。
　

二、童年时代的丁肇中
　

    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７日，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王隽英生下了丁肇中。此时，丁观海已回到了祖国，在河南焦作工学院任教。虽然他的心每天都飞过太平洋，来到妻子身边，但并不知道出世的婴儿是男还是女。王隽英在产后仅有两个月之际，便带着这降生在异邦的儿子，回到了正是狼烟滚滚的祖国。
　　在河南焦作工学院，丁家三口人团聚了。他们急切地想念着家中的母亲。这期间，母亲也在成天盼望着自己的骨肉。因此，他们便于当年的７月回到了长思久念的故乡——涛雒。 
　　游子归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镇，族人邻居盈门探望。他们亲亲孩子，看看大人，门长问短，心里都充满了喜悦。丁观海三口人在欢乐中度过着。丁肇中的祖母郑氏极爱怜小孙子，舍不得他们马上离去，总想让他们好好地住些日子。但由于时局紧张，又忧虑着工作的去向，丁观海夫妇难以在家中消闲下去，住不足两月，他们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故乡。
　　“七·七”事变，天下震动，华北各地相继沦陷。这年７月，丁观海夫妇带着不满两周岁的丁肇中又一次回到了家乡。此时，丁肇中的母亲已怀有第二胎。为了安全生存及今后的工作，他们与老母亲及全家商定到南京的亲友那里找个落脚处。于是，随着南逃的难民，他们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于８月１２日才到达南京。
　　到达南京的第二天，日军侵犯上海，日寇飞机对南京开始狂轰滥炸。蒋政府急忙西迁重庆，南京一片慌乱。见不可久留，丁观海背着肇中，扶着妻子带着行李，一家人逃到了安微芜湖。在芜湖，王隽英生下了次子丁肇华。因时局吃紧，孩子一满月，丁家４口人即渡江北上，逃到皖北重镇合肥。这年１１月１２日，上海失守；１２月中旬，南京亦沦陷，日寇对中国军民实行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举世震惊。惊慌中的丁观海夫妇越来越惦念故乡的老母以及整个家乡。于是，夫妻各背一个孩子离开了合肥，冒着战乱风险，历尽辛苦，于年底又回到了山东日照老家。谁知到家不久，日寇占据了青岛，并继续南侵西进。座落在胶新公路的日照涛雒镇，南逃的人流一天天增多。在风声鹤唳的紧张局势下，丁观海一家４口人与老母亲全家共同度过了春节。２月５日（农历正月初六），驻青岛日军派飞机２架、军舰３艘，对日照城、石臼所等地狂轰滥炸。县人无不惊恐。３月２９日，日军２５０余人，乘车３０余辆，又闯进日照境内烧杀掳掠。丁观海夫妇见家乡情况危急，便决计外逃。老母亲为了儿孙一家的安全，强忍着别离的心疼，也一次次催促他们上路。挨到了４月份，碰巧一批热血青年出外参加抗日军队，丁观海夫妇亦即带着两个孩子及孩子的姥姥再一次离开了家园涛雒镇。
　　当时，小小的肇中年仅３岁，而日寇掀起的侵略战争，却使他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欢乐与安宁。他们离别即将沦陷的故乡日照县，走出山东，途经海州，到达汉口，整整跋涉了３个多月。在汉口，丁观海巧遇二妹丁侃。丁侃当时在抗日学生救亡团里工作。丁观海得知山东大学和山东医学院已迁到四川万县，他们便立即乘船离开汉口，赶到万县。丁观海在山东大学工作到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又只身往重庆大学联系工作；得到任教聘请后，于翌年初春，把妻儿及岳母接到重庆，居住在郊区沙平坝的重庆大学教工宿舍。不久，王隽英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丁家全家随即搬到磁器口教育学院宿舍住。在这里住下不久，王隽英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女儿肇民。
　　当时的重庆，已成为蒋介石政府偏安之地。不仅各首脑机关的官员眷属族亲和追随蒋方的社会名流、豪绅巨商、富家子弟等拥塞在这里，而且一些科技部门和沦陷区许多中、高等院校及厂矿企业也都随之迁来。且不说住处困难，即是住下来，若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是难以在这样一个塞人空前之多和物价飞涨的城市里生存的。由于丁肇中的父母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声望，加之一系列的努力奔波，丁观海先后得到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聘任，在两所大学里任课，忙得难以顾家。王隽英从１９４１年起，在四川教育学院任教，多亏母亲分担家务和照料三个孩子，她总算能应付自己的工作。
　　连续几年的逃难和流浪生涯，在丁肇中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重庆他开始上小学了。身为大学讲师和教员的父母，给家庭带来浓厚的学习气氛。这使童年的丁肇中受到极大的熏陶。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丁肇中上课时辍时续。但在家庭学习环境的影响和母亲的尽心教导下，他从未中断过学习。稍大一点他便懂得了祖国的伟大、辽阔、富饶及日本强盗的野心。他常和当时的青少年一样高唱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誓死不当亡国奴”等歌子去上学。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寇宣布投降。国民政府随之迁回南京。丁家一家６口人更是欢欣鼓舞地回到了南京。丁肇中的母亲王隽英，这位辛亥革命烈士的女儿、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义女，这期间先后被选为国大代表和国民党立法委员，因而也不得不继续留南京工作。此时， 丁肇中的祖母已移居青岛。丁观海为照料老母，便通过青岛亲友联系，去国民政府救济总署鲁青分署工作，同时也把岳母和母亲日夜思念的长孙带到了青岛。丁家祖孙三代离别６年之后终于在青岛团聚。丁肇中到青岛后进了一家天主教会办的小学校继续读书。家务活全由姥姥为他们操劳。丁肇中在青岛住了将近两年，度过了两个春节。在这段时期，他与经常从日照老家来的堂叔堂伯堂兄姐妹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１９４７年下半年，母亲把他接到南京，送他进了自己教书的大学附小念书。
　　１９４８年春，丁观海也来到南京，同年冬，应台南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的聘请，先行去了台湾。随后，王隽英同母亲一起带着三个孩子也到达了台湾。这时，丁肇中年仅１２岁。
　　丁家全家到达台湾后，住在台中市。丁观海教授在台南工学院任教，因工作繁忙，只有周末和假期才回台中同家人团聚。这样，丁肇中的学习和生活基本上由母亲王隽英来操心。
　　眼看冬天即将过去，王隽英怕耽误儿子的学业，便领着肇中到丰原中学报考初中。当时，丁肇中名义上虽已高小毕业，但由于小学阶段是在流浪和迁移中度过的，因而他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王隽英看过初一课程表后，不禁为儿子产生后怕：没有扎实的小学基础，怎能学好中学的课程呢？她同丈夫商量并征得儿子同意后，便让儿子留级于大同小学，重读高小六年级。
　　对于丁肇中来说，台中市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陌生的。因此，在重读小学期间，除了母亲挤出时间给予指点外，再也没有他人可以求助。但他深深懂得，这是关键的一年，主要得靠自己的努力，来把战争给耽误的功课全补上。作为一个孩子应该享受的游戏玩乐，他完全放弃了。要学的科目他先预习，当天的作业不过夜；清晨、黄昏和夜晚……他都迷在功课上。至于星期天和节、假日，更成了他对功课的薄弱环节进攻的好机会。
　　父母见他学得太刻苦了，几次劝他适当地玩玩。他不肯，并用大人的口吻说：“时间，是最浪费不起的！”他牢记母亲的告诫——“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努力奋斗，要成为一个佼佼者。”他从不象那种不会走路就要跑的孩子。在学习上，他力戒贪多嚼不烂的囫囵吞枣，而务求扎实；每遇一道难题，他不弄懂弄透，决不另换新的。

三、丁肇中的中学时代
　　

    １９４９年春季，随着王隽英的工作变动，丁肇中一家迁居台北市，居住在台湾省公务局宿舍。这年秋，丁肇中通过不足一年的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台北市成功中学。一般来说，一个学生对某种科目学得好坏，与老师的引导和自己的兴趣有着极大关系。丁肇中的国语和英语，在小学时就没有打好基础，当然不无这种原因。进了成功中学，这两门功课依旧是他的薄弱环节。中国历史课对他来说，却有着浓厚的兴趣。祖国那悠久的文明历史、灿烂的文化成就和近百年来人民对列强的欺凌、宰割所进行的英勇反抗以及所取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使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坚强，而且也给他打开了一个宽阔的思想境界。本来，数理化这三门课程是他兴趣最浓厚的主课，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自然科学对他的魅力更是越来越强了。每遇到疑难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他决不罢休。
　　１９５０年春天，丁观海从台南工学院转到台北市台湾大学，在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任教授。全家也随之搬迁到泰须街居住。新住宅较为宽敞。父母为让儿子更好地发奋学习，特意给肇中一间明亮的大房间作为书房兼卧室。
　　１９５０年秋，丁肇中转学到了建国中学初二甲班。建国中学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要求很严，教他理科的也多是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这虽然适应了他强烈的求知欲，但他不再是以前那样一个学得要命的小“书呆子”。他已能处理好劳逸二者的关系：勤奋，但不死拼；刻苦，而不呆板，养成了读活书的习惯。他把书中的知识归纳类型，举一反三，找出规律，然后踏踏实实，步步留印地向着深处钻研。因此，教他数学的老师曾赞赏他是一个学得活、后劲足、“问题的难度越大，他的钻劲也越大”的学生。
　　在课堂上，他是常常举手发问和第一个要求回答的学生。他提问题，自然不是盲无目的或思想懒惰，而是对某一问题百思不解才举手的。这使老师们多不敢等闲视之。有些问题，连老师都难以作答。他回答问题，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较有把握时才要求试答。尽管他的答案偶尔会有出入，他不后悔。他认为：这是巩固大脑对该问题记忆的最好机会。
　　正象老师们曾指着他的背影所谈论的，“这个学生有一股钻劲，他做学问的功夫下得深。”课后或自学期间，他最善于提出问题，与同学们进行探讨和论证；有时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往往要跟同学辩证到“甚解”才肯罢休。在同学们的眼里，他是班里的数学权威，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他在学业上钻研越深，就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求知欲也就愈加强烈。事实上，他已成为同学中知识面最广的一个。同学们喜欢接近他，愿意跟他一块探讨学习的问题，并亲切地叫他“丁大头”，说他的脑海里蕴藏着许多智慧。当然，这称号与他待人诚恳、热情和生活上不吝啬也是有关的。
　　到了高中时期，不少学生都成了只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书呆子，而丁肇中依旧象初中阶段一样有劳有逸地学习。他喜欢打羽毛球和骑自行车等体育活动，还喜欢散步，更欢喜游泳。台北市的碧潭等地方就是他和同伴们经常游泳的地方。这些体育活动丰富了他的生活内容，提高了他的身体素质。同时，这些不同的环境也陶治了他的情操，驱逐着他精神上的疲劳。而每当大脑得到了休息和精神旺盛时，他便又开始勤奋、刻苦地学习。他常说，“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可以说，争取利用时间是丁肇中后来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不象有人那样，在学习上有时废寝忘食，有时混天了日。父母所谈的治学方法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他的求知欲一直很旺盛。许多时候，同伴们在把时间抛费在那些无聊的事情上，而他却在图书馆里、学习的房间里……正解析或思考着某一问题。
　　就这样，在中学每一次考试中，他的成绩在班中都是遥遥领先。在后来回忆中学的生活时，丁肇中曾深有感慨地说：“我的中学教育非常好，基础打得十分扎实。一个人在扎根基时，是要狠下苦功的，若自幼便思而不学，将来难免流于轻浮。”他的话正好说明了，自己之所以后来有成就，也主要是由于他中学时的基础扎实。因此，中学时代的学历对丁肇中的一生影响很大。
　　１９５５年上半年，是建国中学高中部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这期间凡想继续深造的学生，无一不在以百倍的努力迎接大学的招生考试；同时，也能初步看出谁将成为大学生中哪一行里面的佼佼者。高中毕业成绩公布了，他的数学、化学都是１００分，物理是９７分。由此可见，丁肇中有可能成为理工方面的“佼佼者”。面对这优异的成绩，父母高兴，他也高兴，但他从未因优异的考试成绩满足过。他的胃口很大，一心向往能到台湾大学攻读，甚至怀有惊人的弘愿。
　

四、大学生中的佼佼者
　

    中学毕业后，丁肇中却被保送到台南市的成功大学。这在一般学生来说，是光荣和愉快的，而他却一直怏怏不乐。他心目中的那所高等学府——台湾大学，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他。考虑许久，他向父母征求意见，要参加全省的联合考试，并说：“我要考个‘状元’回来！”谁知丁肇中参加联考之后，因为文科拉了分，他并没有得中“状元”。失败，使丁肇中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打击。父母见他成天没精打彩，饮食不思，顾虑重重，夜不能寐，便一再安慰他，鼓励他……就这样，他终于又鼓起了更大的勇气，憧憬着未来的理想，先委屈地踏入了成功大学。
　　丁肇中在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在第一学年的考试中，他的物理成绩是９１分，微积分得９５分，唯有工程制图是６８分。成绩虽然如此，但他却是众所公认的优等生。尽管有的同学比他考得好，但那是死拼出来的成绩，没有什么潜力可挖，而他的成绩则是极为轻松地得来的。他博览群书，获得广博知识。大家无不叹服。可以说，这一年，他并没把所有的时间倾注在课本学习上。事实上，机械工程学并非他的最终所好。虽然，自初中阶段，他就爱上自然科学，但到了大学，这门学问对他魅力最大的却是物理。反复推敲每一条定律，这是他最大的乐趣。随着理论知识的丰富，大千世界的变化也越来越使他神往，物理学家们的贡献更使他仰慕异常。他读过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等许多物理学家的传记，但最使他感动的却是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的事迹。这位苦苦奋斗１０年，终于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科学实验大师，在丁肇中身上产生了“共振”，使肇中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渐渐地，他脑中酝酿成一个惊人的抱负——要做一名物理学界的“佼佼者”。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学年结束了，这一抱负更象一头猛狮一样撞击着他的心。本来，早在中学时代就有勃勃雄心在撩拨着他。眼前他终于毅然决定：“重考台大”，“改读物理系，毕业后再到美国去深造”，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物理学。
　　丁观海教授听到儿子向他详述了打算和决心之后，虽然为之一惊，但他更是了解自己的儿子。因此，他有意地试探道：“学工程好坏都是吃饭，学物理却需上才才成！”他并进一步问道：“你认为你有能力能跻身于物理学界吗？”“只要埋头苦干，我想我会的！”丁肇中回答得很是干脆，接着问母亲：“妈妈，你赞成吗？”“当然赞成，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不管你干哪行，你一定要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丁肇中听后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一定会的！”
　　正当丁肇中全力投入学业复习之际，意外的事情出现了。他那重考台大的计划也就此破灭。丁观海夫妇昔日留美时，有位同窗好友名叫布朗，此时已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工学院的院长。他正巧到台湾访问，顺便来看望丁观海夫妇。丁肇中虽然跟他接触时间极短，但在布朗教授心目中种下了很好的印象。丁肇中的母亲一见如此便向布朗教授提及儿子去美国念书之事。布朗立即承应下来，并答应到他家住宿。事情这样决定，当然很好，但丁肇中并不想生活上依赖他人。他拿定主意：一旦到达美国，就自食其力上大学。
　　１９５６年８月，丁肇中在母亲陪伴下，告别了父亲、弟弟、妹妹和同学，以身上仅有的１００美元登上了飞往美国的客机。这次，母亲是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访问的。到达美国以后，母子俩在底特律机场分了手。丁肇中自己一人去密西根大学所在地安阿伯市。到达密大，丁肇中并末去接受布朗教授给准备好的住房，而是与来自台湾的同学李怡严同租了一间学生宿舍。
　　在密大，布朗教授对丁肇中很是关心和器重。在学习上，丁肇中的求知欲比在中学期间更加强烈了，凡所涉猎到的知识，他都想猛吞下去，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外国求学的动机和远大目标。本来，他的数理基础很好，可是布朗教授给他联系的是工学院，学工程。但为了远大理想，他从第二学期开始扬长避短，对较高年级的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课程侧重研读，并取得优异成绩。在布朗的协助下，他申请到了奖学金。到了第三年春天，终于转到了他所向往的物理系。从此，他对物理学简直是入迷。在学习中，他一直是个爱提问题的学生。他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教授们经过多番思考才能解答。由于发奋努力，加之科学的学习方法，在１９５９年从密大毕业时，他连续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两门学科的学位。连续取得双科学位，这是大学生中少有的。
　　丁肇中于１９５９年夏末在密西根大学毕业，后又到东海岸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面试。他本决定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院去做研究工作，但由于人生中的一项重大事情，他改变了计划。
　　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优秀学生聚餐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尚未毕业的建筑系女学生——露易丝·凯慧。凯慧是美籍西德人。不久，他俩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对这位人品正直、忠厚的异国女秀，越来越感到称心如意。他重新确定：留在密西根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攻读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１９６０年４月，丁肇中开始到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实验中心，跟随曾在研究院教实验物理的马丁·蒲尔教授做一项π介子和质子撞击的实验工作。这是他事业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实验工作中，他深受蒲尔和琼斯两位教授的喜爱。他们看到了他大有发展的未来，劝他改理论物理而搞实验物理。回密西根大学时，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密大老教授乔治·乌伦伯克同样赞成他搞实验物理，并劝他搞实验高能物理，做一名实验高能物理学家。
　　在密大做研究工作期间，丁肇中更是一个爱向教授们提问难题的学生。他这时的提问已常使个别教授难堪和不快。身为恋人的凯慧对他是了解的。她深知这位胸怀大志且坚不可摧的中国恋人的脾性，也为自己能有一位带有他民族之风的未婚夫而满足。她不责怪他，而经常鼓励他，并在生活上给予体贴。这使丁肇中从内心感到欣慰和鼓舞。
　　１９６０年，正当丁肇中在物理研究方面取得深进并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之际，他的母亲王隽英因患肠癌来到美国就医，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丁肇中，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海外游子，没想到自己长思久盼来的母亲，竟在异国他乡永远撇下了自己的骨肉。这一悲剧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使他曾一度处于凄苦之中。然而，感情的损失，没有使丁肇中动摇他那坚强的事业心！恋人凯慧为减少他的痛苦，这年年底便与他结了婚，把一个女子炽热的爱和温暖奉献给他。
　　他在通往科学高峰的攀登上继续探索、前进着。他念念不忘父母的爱抚和教导；探索和追求，也因而更加勤奋执着了。１９６２年，他终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而，他也终因爱向教授们提出难题，竟成了“不受欢迎”的学生。同年，他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研究生，从密西根大学研究院毕业。
　

五、科学高峰的勇敢攀登者
　

      丁肇中离开密西根大学后，为能更好地致力于物理学的研究，来到了离母亲墓园较近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尼文斯实验室里工作。在这里，他不仅能常到母亲的墓前缅怀凭吊，以尉其痛念母亲、思念祖国的凄苦心情，而且也能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在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为自己的民族争气。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一年时间。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实验工作上。他勇往探索，悉心研究微观物理，最终发现了“重氢分离子”。当时，他在著名的物理学家扬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人手下工作，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决计暂时到欧洲去，想闯出一条自已的路子。于是，１９６３年，在取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之后，他便跟爱人凯慧吊别了长眠于天涯黄泉下的母亲，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在欧洲的核子研究中心组织工作。
　　在日内瓦，他结识了一位叫柯可尼的学者。柯可尼在来此之前，就曾在西西里大学担任过数年的教授。这是一位对实验工作严格而耐心的科学研究家。丁肇中受他很大影响，并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物理知识和先进的科研方法。
　　１９６４年，丁肇中被哥伦比亚大学任命为物理学讲师；继而又应哥伦比亚大学首席实验物理学家李昂·黎德曼的邀请，于１９６５年春从欧洲回到了美国，参加了由黎德曼教授担任主任的实验小组；同时，还参与了普林斯顿大学与宾州大学合办的加速器实验的工作。这期间，一个使美国物理学界大为震惊的发现问世了。在黎德曼教授帮助下，丁肇中仅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便研究出“抗氢同位素”。这一发现，使得当时美国的物理期刊、新闻周刊、甚至《纽约时报》都有专文来极力推崇。从此，丁肇中在科学世界正式地崭露出了新的锋芒。
　　丁肇中，这个在中学时代就被人们认为有可能成为理工方面“佼佼者”的学生，如果说他那时是一颗孕育着顽强生命力的种子，那么此时，这颗种子已由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到了含苞吐穗啦。然而，他的声誉虽在继续上升，可他的满足却在继续下降。他要攀登那科学的险峰。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一贯信念是：成功没有方程式；对前人的经验和公式需要借鉴和效用，但不能视为不变的东西。他重于思考和理解，从不迷信书本和权威。他曾说：“一件东西除非加以度量，除非经实验证明，否则就等于不存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一个念头：宇宙如此之大，已发现的基本离子太少了，尤其是他从学生时代就感兴趣的“光”的课题。他绝对不相信，自然界里就只有三种重光子（矢量介子）。他打算进行这项实验。１９６５年秋天，他得到联邦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ＤＥＳＹ）主任捷特斯克的邀请，去那里主持进行一项用电子和正电子碰撞制造重光子的实验。１９６６年春，正在他准备去汉堡进行重光子研究之际，粒子物理学界传开一个惊人的消息：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同行们先后做过一项实验，说量子电动力学不可靠。丁肇中大为吃惊。他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精心研究，最后向李昂·黎德曼教授提出了修证并证实这一实验的建议和方案。当时，不少的人感到惊疑，就连李昂·黎德曼亦是如此。李认为：丁肇中不仅从未用过那样复杂的电子仪器，而且他更没有自己的助手和资金。若要成功，难度很大。但是丁肇中立即同汉堡的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负责人韦伯和捷特斯克联系。两位教授非常支持丁肇中的方案，并热情欢迎和力促他速到汉堡的同步加速器研究所，来进行这项重要的试验。谁知丁肇中到汉堡后仅用了不足１０个月的时间，便取得了实验的成功。这次试验非同小可，不仅澄清了过去未能澄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给丁肇中奠定了在国际实验物理学界的地位。
　　丁肇中证实了“量子电动力学”的正确性之后，同行们对他刮目相看，汉堡的同步加速器研究所为他保留下了“客座”的待遇。此时，他极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实验物理学班底和雄厚的财力资助，以便进行对“重光子”的探索。这种机会终于来到了。在史坦福大学举行的一次关于基本粒子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上，他应邀作了一个震场的专题报告。于是，美国各主要大学的聘书便接踵而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物理学教授维斯考夫亲去汉堡，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丁肇中加入他的研究阵营，并保证他在两年内升任正教授。对许职加惠，丁肇中并无很大兴趣，当麻省理工学院答应拨款并由他主持一个实验班底时，这才愉快地接受了聘书。

六、科学太空中的一颗灿烂明星
　　

    １９６７年夏季，丁肇中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任物理系副教授。他挑选人才，亲自挂帅，把两批精干的实验物理学家安排在美国、联邦德国这两个不同的地域作战，开始专心致志地探索重光子。他自己奔走于大西洋两岸，指挥这场战役。他每隔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看望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也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出色的科学导师。他带研究生，一般只用两年时间就让他们毕业。他认为：“能从任何一个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两年时间已足够了。”这正像他的学生时代一样：注重在时间上追求实效。
　    他对实验工作严格要求、耐心指导，对诸项事情处理慎重，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视自己动手的实干家。他曾说：“那种只会说不会动手的人，有再好的理论基础，在我这里也是呆不下去的。”为了保证实验不出差错，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他实行了物理学跟班工作制度，并经常半夜起床检查工作。他常常亲自动手安装设备，获取和分析数据。他绝对不信大千世界中只有那么三个孤零零的重光子。为了发现新的粒子，他带领同事们用很大能量的光束轰击原子核，制造没有电荷的ρ的矢量介子；观测ρ、ω两个矢量介子之间的关系；并验证理论物理学家们对重光子的学说，奔忙于两个地域的实验室中。而一旦钻进实验室，他的工作时间则是经常性地超过１６个小时。因此，他又是一个以能长时间连续工作而著称的科学研究家。不仅如此，他更是一如往常，是一位刻苦勤奋而又虚心好学的学生。在主持这项工作期间，他的报告和某些重要的公开讲演是经常的。每当这时，他总要事先反复修改讲稿，找从事这项研究的行家核对数据、结论和观点；并事先预讲，直到他本人都认为保准无误，才公讲于众。１９６９年，在苏联莫斯科杜布诺研究所召开的基本粒子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上，丁肇中作了《矢量介子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综述报告，引起物理学界同行们的赞叹。第二年，作为粒子物理实验组主任的丁肇中，被麻省理工学院起任物理系教授；是年还被聘任为美国物理协会粒子合场研究项目的顾问，并任《核物理通报》副编辑。
　　紧张的工作，使丁肇中的身体状况日渐受到影响。１９７０年春天，他感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才去医院。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症，甚为担心，劝他休假一年。他大吃一惊，整个实验工作正需要他时，他又怎能忍心去休养呢？可他最后考虑，为了将来能把研究工作推上一个新的更高水平，又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于是，他心中怀着对工作的千百牵挂，暂时回家休养。但丁肇中在家中无时不牵挂着正在两个地方进行的研究工作。夜深人静时，他总反复思考，总结着以往失败与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探讨着新的研究步骤。为了尽快得到新粒子，他与来探望的同事们反复商讨、研究，决定在世界上三个高能实验基地上同时开展寻找重光子的方案，即：一组在德国汉堡同步加速器研究所；一组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再一组为整个研究工作的中心，在美国纽约长岛的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所。 
　　１９７１年春天，丁肇中康复后，立即着手这项大实验的筹备工作。到１９７２年，他得到了三个高能实验基地负责人的支持。尤其是布洛克海文实验所主任，他对丁肇中的敢于探索未知领域的冒险精神很欣赏。他排除上百封申请做实验的报告，只批准了丁肇中申请的实验计划。
　 探索新粒子的实验工作，要在极高能量的质子轰击之下进行。为保护科学家们的安全，必须使用大量屏障物。这大约得需要上万吨水泥、上百吨铝、５吨铀及５０吨肥皂等等。幸亏德国汉堡有一台待关闭的加速器和一批未用的屏障物。丁肇中立即乘飞机去汉堡商谈租借下来。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３年夏，丁肇中小组制造了好几台探测器，运往汉堡的基地去做实验，都失败了。这年秋，正当实验难以进展之际，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所的李阳勇博士毅然参加了丁肇中实验班底。李设计出的供实验用的强力质子光束性能极好。自１９７１年以来，丁肇中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布洛克海文实验所进行的。他带领他的同事们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到１９７４年春，终于使一切准备就绪。他便把三个实验小组召集到布洛克海文，进行了实验前的部署。
　　丁肇中所主持的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来自１０个国家和地区。数年来，他们在丁肇中的领导下，为了寻觅新的粒子，谢绝一个个劝阻，迎着一阵阵冷嘲，冲过一个个障碍，战胜一次次困难，一直是夜以继日、大无畏而忘我地工作着。１９７４年４月，探索新粒子的实验重新开始。他们用的是一部３００亿电子伏特质子的高能加速器。自此，丁肇中和他的同事们，在总结了以往历次实验的经验教训之后，终于又开始了更加顽强不懈的、紧张而又慎重的战斗……
　　日复一日，春夏秋至……这一天终于来到啦！这是布洛克海文最有意义的一天——
　　１９７４年８月，实验室里的人们全都紧张了起来。他们发现，加速器里的电子突然增加。这是新粒子出现的前兆。当时，谁也会认识到，这种前兆将会引导全世界核子物理学跨入一个新的时代。
　　此时此刻，有谁不感到激动、紧张，更有谁不感到百倍精神……
　　高能加速器里的质子在继续碰撞，人们的脉博在急剧地跳动……
　　突然间，一个新的粒子出现了。它以极长的寿命分解出正负电子……人们的内心立时上升到极度的激动、兴奋——世界核子物理学的新时代来到了！
　　丁肇中——这个在烽火岁月里到处逃难、流浪的孩子，这个在重庆街头躲避着日寇飞机去上学的儿童……当初是否曾想到了这一天？这一天来到了！他应该狂呼，可他没有这样。二十多年来的坎坷人生和对事业的努力奋斗，已将他磨练成一位胸襟宽阔、处事极为慎重的科学大师。因此，在未经反复核实之前，他并没将这一新的发现公布于世。
　 ８月过去了，９月过去了，１０月来到了……无数次的实验证明，最后使丁肇中认为确准无误，他便终于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伟大发现。在闭路电视机面前，丁肇中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全世界对这种新粒子的命名作了解释：由于英文字母的“Ｊ”通常代表电流，而这种新粒子在分解时又产生了正负电子，因此，就叫它为“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即“Ｊ”粒子。
这是１９７４年的１１月１２日。
　　正当丁肇中向全世界宣布“Ｊ粒子”这一伟大发现之际，斯坦福研究小组的里兹特教授也宣布发现了新的粒子。奇巧的是，这个新粒子与“Ｊ粒子”一样，即：质量是３１亿电子伏特，寿命等于其它任何粒子的一千倍。只不过里兹特是用“Ψ”粒子为它命名。到底谁是第一个发现者呢？当时争论很大。丁肇中表现了惊人的恢宏气度，不加私人的任何评论，采取不在乎的态度来处理此事。最后，斯坦福大学的史密斯教授出面证实：新粒子的最早发现者是丁肇中所领导的布洛克海文实验所。
　 Ｊ粒子的出现，在国际物理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证明，现有的基本粒子理论出现大的漏洞。这个神秘的怪物吸引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粒子物理学家。实验中心访客接踵而至，贺电络绎不息。与此同时，潮水般的论文涌向了高能物理的各种学术刊物，几乎淹没了其它课题。美国发行量很大的《新闻周刊》撰文评介说：“这是基本粒子科学的重大突破，对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家努力寻求解析自然界的基本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和贡献”。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米韦森在对丁肇中的祝词中说：“丁教授的研究，已为人类开拓了宇宙未知的领域，并使基本粒子物理学迈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４日，美国总统也发来了贺信。这一切，无不在世界物理学界中起到了强烈的振动。丁肇中，这颗耀人灼目的灿烂明星，升起在科学太空中。

七、授奖大厅里的中华之声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２时，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伯恩哈特给丁肇中发来一份电报：“瑞典皇家科学院今日将１９７６年诺贝尔物理奖平分颁予丁肇中教授和美国布尔登里兹特教授，以酬谢其在发现一种新的基本重粒子方面的先驱性工作”。
　　丁观海得到儿子获诺贝尔奖的消息，立即从台北发出了两封电报，一封发给波士顿的儿媳和两个孙女：“恭喜你们全家”；另一封发给正在瑞士日内瓦做实验的儿子：“祝您荣膺１９７６年诺贝尔物理奖桂冠”。当丁肇中的电话来到台北后，他又抢先道贺说：“塞谬尔，恭喜了！你收到了我的贺电吗？”“收到了，收到了。爸！您好吗？”“记者们搞疲劳轰炸，应付他们简直比搞研究还辛苦。您到美国来一趟，跟我一起去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好吗？”丁观海高兴地答应了。
　　从１９０１年第一次诺贝尔奖金颁发到１９７６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授奖大厅里，始终未有汉语在这儿响起过，而已入美国籍的丁肇中今天将会怎样地讲演呢？按照惯例，获奖者要在颁奖典礼上用本国语言发表讲演。可是，丁肇中打破了惯例。他向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了一封信，提出请求，先用中文发表讲演，然后再用英文复述，他要让中华之声响彻授奖大厅，以此来表示他对祖国的深挚的爱，表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后代的自豪感。这不仅令皇家科学院感到为难，而且美国政府也竭力阻挠。但丁肇中只要决心一下，便会勇往直前，他终于胜利了。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０日，斯德哥尔摩授奖大厅内，丁肇中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用汉语讲道：
　　“国王、王后陛下、皇族们、各位朋友：
　　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熏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更是从实验中产生的。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这篇讲演虽然简短，但铿锵有力，语意深长。它包含了丁肇中二十多年来对人生、对科学的真知灼见；给科学研究者和青年学生们以极大的启迪。
　　一时间，掌声骤起，震动着斯德哥尔摩大厅，不，可以说震动了全世界——万能的电波已载上这儿的一切，飞遍五洲四海，也到达了中国——丁肇中的故乡。

八、中华永在他的心中
　　

    人们或许没有忘记，除了丁肇中本人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丁肇华，这是丁肇中的弟弟之名。当年丁观海夫妇为使自己的后代将来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要牢记自己的祖国，便给这兄弟俩起名时，一个取字为“中”，一个取字为“华”。
　　丁肇中，他从未忘记故国，在发现Ｊ粒子的第二年——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他终于来到了北京，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他兴致勃勃地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耳闻目睹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方面的巨大变化。
　　１９７７年８月，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邀请，丁肇中再次来华访问。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亲自带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吴有训和科学院负责人刘华清，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张文裕、郝汀、李滔、朱永行等人，一起会见了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他的夫人凯慧以及他们的女儿。访问期间，针对要实现中美科学首次大合作一事，大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事后，中国科学院先后派２７名青年物理学家，到达联邦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参加了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马克一杰实验小组，学习科学技术。 
　　１９７８年９月，丁肇中又来到祖国。他７日到达北京，８日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会见和盛宴招待，并进行了亲切交谈。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郝汀、李滔、林宗堂。９月１０日这天，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跟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１９７９年９月，丁肇中又在百忙中来到祖国。这次跟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助手马克斯小姐和她的母亲，以及黄克孙教授夫妇与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陈敏夫妇。９月２４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方毅，会见并宴请了他们，又同其进行了亲切交谈。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里，他又受到了华国锋的亲切会见。
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着一位早已加入美国国籍，但还一直念念不忘“中华”二字的赤子心意。丁肇中教授的每一次到来，都对祖国的科研事业寄予热切的期望和很大的鼓励。１９８０年７月，也就在他离开故国不足十个月的一天，又一次带着家属来到北京……时光飞至１９８２年的２月，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来到了祖国。丁肇中教授这次来华讲学，并愉快地接受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教授”聘书，还与该校学生进行了学习方面的亲切交谈。２月１５日，在北京中南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丁肇中教授进行了亲切会谈。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６日上午?熏在北戴河海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又一次极为亲切地会见了丁肇中教授。丁肇中教授这次仍然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在百倍繁忙中抽出时间，前来祖国讲学和参观访问的。
　　丁肇中教授每一次来到祖国，都曾念及自己的祖籍故里——山东省日照县涛雒镇。他是在战乱中离别故乡的。故乡只能留给他一个童梦般的印象。因此，他极希望能早一天见到故乡。同样，故乡人民也极希望能早一天见到他。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１９８５年６月，刚刚撤县划市的日照，忽然又传来了丁肇中将要看望家乡的喜讯。当地政府和人们高兴异常，怀着极大的热情，迎接着这位给家乡带来自豪和荣耀的科学大师。２８日上午０时４５分，丁肇中教授偕同夫人终于回到了阔别４７年的故乡。随同他探乡的还有他的姑妈和堂姐。为了使丁肇中与家乡的族人、亲属早些团聚，地方政府已提前将其族人、亲属接进日照城里。
　　下午２时３０分，在地方政府各界领导陪同下，丁教授夫妇等人回到故里涛雒镇。顿时，市场上中断了买卖，商店里涌出来人群，乡亲们奔出了家院，分列两旁，夹道欢迎……面对这热烈的场面，丁肇中感动得招手不止……
　　丁肇中教授满怀深情地看望了祖宅故居，重温了美好的童梦，并在故居拍了照片。下午４时３０分，他与族人亲属们一道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其祖先墓前献花、凭吊，并留影纪念。５时１０分，他与夫人来到国家重点工程区日照港，受到港口领导和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他认真地听了专家对“日照港十大优势”及其发展前途的介绍，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港口建设，对日照港的美好前景寄予了很大期望，并同夫人在港上签名、照相留念。６时３０分，丁肇中夫妇等人回到日照城。在日照宾馆，丁肇中教授针对家乡的科技、教育、卫生事业以及整个日照的发展前景，与一直陪同他的临沂专区领导和日照市领导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谈到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的问题时，丁肇中说：“搞什么事业都需要人才，这几年我每次回国，都是经过教育部、经过科学院，在全国重点大学里挑最好的学生，学物理的，到我那里攻读，拿博士学位。”他遗憾地说：“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山东的！希望以后有山东的。”
　  历史，终于遂了这位当代科学巨人的夙愿；故乡，终于在喜泪中亲吻了这颗火热的赤子之心。６月２９日上午７时１刻，涛雒——这个鲁东南的“鱼米之乡”，日照——这个“日出初光先照”的地方，再一次以慈母的情怀，带着家乡儿女的厚意，带着山水的深情，带着美好的期望，目送着依依惜别的丁肇中教授再一次踏上他伟那大的行程。
　　丁肇中，他回到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但他的心里却依旧装着故园，装着父母之邦，盼着家乡快出人才，盼着中华日益富强。于是，这以后的十多年来，尽管他时间珍贵，事业繁忙，但他无数次地归国讲学探亲，指导科研，选拔学生，随身培养……把一颗炎黄子孙的赤诚的心献给中华，也献给了造福于全人类的科学事业。１９８５年，他又在日内瓦欧州核子研究中心领导着４６０多名高能物理学家和６００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Ｌ３实验，并取得了最后成功。１９８８年，他荣获意大利最高科学奖——戴加斯巴莱科学奖。同年，他又开始领导进行了阿尔发磁谱仪升空实验，并一步步突破艰难险关，向着他的又一最高理想，向着科学的又一座峰巅，攀登！１９９４年６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丁肇中教授，他带给了故乡日照，带给了故国中华的无尚的自豪和荣耀。今天，二百七十万日照人民，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同心祝愿：丁肇中教授再度荣膺诺贝尔奖。
                                      (１９８５年５月第一稿，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第二稿)
                                                                      （选自《山东文史集粹》）